条编主田为算，……江南地土沃饶，以田为富，故赋役一出于田，赋重而役轻，以轻丽重，且捐妄费，安得不利？齐鲁土瘠而少产，其富在末，故赋主田而役主户，赋轻而役重，以轻带重专业杠杆资本分配，田不足供。安得不困？——明代唐鹤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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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的农民缴税方式是缴粮，比如汉高祖的十五税一和三十谁一，指的便是把今年收成的十五分之一和三十分之一当做税收缴纳，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多出了很多苛杂税，比如官员为你统计收成，要收钱，官员为你运粮，要收钱，官员为你上交给朝廷，要收钱，到明清时期，各种奇怪的苛杂税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一年收成能有一半留下都算是不错了。
为了解决这种苛杂税的情况，明朝嘉靖年间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时颁布了著名的‘一条鞭法’，由于其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一条鞭法’也就经常被拿来激烈讨论，争论‘一条鞭法’究竟是大明帝国的续命良方还是最终将大明帝国推入深渊的催命毒药？
首先是清丈土地，我国古代最早是按照人头和土地一起计算来收税的，因此有一些贫民，明明没有多少土地，却因为人多因此需要缴纳大量税款，而很多富户，因为土地兼并的原因，富户掌握了国家的绝大多数土地，但是富户家里又相较而言不会有多少人，甚至还会故意的欺瞒实际情况来躲税，因此在不断的土地兼并中，明朝的税收逐年降低，嘉靖时期的国库空虚程度是古今中外罕见的。
在一条鞭法后，改人头税为土地税，既有多少土地缴多少税，仅仅在一条鞭法实行的第一年缴税的土地就增加了2.8亿亩，这无疑一瞬间增加了明朝的大量赋税，让税收大量增加，给明朝末年孱弱的经济续了一口命。
其次是统一赋役，在古代不但要缴税，还需要承担劳役，比如农忙时，就让你去种地，农闲时，就让你去为当地政府修剪房屋屋舍，但经常会有一些不讲道理的官员要求农民在农忙时去服劳役，导致土地得不到很好的耕种，最终税收减少。
在统一赋役后，赋税和劳役是统一的，如果你不想服劳役，比如那些富户就可以选择多缴税来逃避劳役，而农民如果不想缴税，就可以申请去服劳役，而农民也会更加珍惜农忙时候的劳动，更加努力的耕地，此举既满足了农民和富户的需求，又大幅度提升了税收数量。
第三点是计亩征银，这也是一条鞭法中最核心的举措，既不再计算以前的人头税，朝廷不再在意人口数量对税收的影响，只留意土地多寡，对各个县提出要求，你有多少耕地，就收多少税，收多了不行，收少了也不行，此举既解决了绝大多数的苛杂税。
随后是收银为税，最早收税多时收粮食的，粮食到各地府州后，再卖掉为银子，银子再上交给国家，其中利益繁杂，很多粮食在这一道道转手中就被贪官污吏所贪墨了，因为各地粮价不同，中央政府也不好细查，一条鞭法后朝廷直接收银子，直接省去了税收中复杂的转手流程，防止贪官污吏对税收的指染。
一条鞭法在最初显然是有利的，仅仅在实行一条鞭法的第一年，明王朝的税收就增加了近十分之一，在第二年第三年也逐步增加，张居正最初对一条鞭法的设想也大多得到了实现，但是很快的，张居正为自己的一条鞭法而感到高兴，十年后开始，明王朝的税收是增加了数百万两白银，可底层百姓却更困苦了。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一条鞭法和当时明朝社会的差异，如果单拿一条鞭法来看，其中所涉及到的规定，要求，都是很完善且具有先进意义的，比如收银为税，但除了前文所说的好处以外，收银为税也有一个巨大的缺点，银从哪来？
一条鞭法等于说是把原本官府应该处理的‘卖粮为银’这一步下放到了民间，从短期来看，此举自然是提升了明朝的社会商业发展，方便了收税，但明朝却没有方便且便捷的商市来提供给农民‘卖粮为粮’。
以至于到了一条鞭法实行的几年后，很多农民明明在丰收之年却交不起税，因为一到缴税的日子，就会有大量粮食进入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粮食大量贬值，但官府的收税文书却不会因此降低税赋，该收多少是多少，以至于税款虽然不会被贪官污吏贪墨了，却会在收税之前就被商家赚取。
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一大批交不起税的人逃离家乡成为流民，可这样一来，计亩的缺点又暴露了出来，假设一县有地十亩，有农户五户与富户一户，一亩可产出粮十斤，卖得银一两，一岁整体可得十两银，官府收一两，六户人可将剩下的九两平均分配。
但是因为粮价暴涨，十斤粮食只能卖五两银子了，但官府依旧要收一两银子，最终只剩下四两给六户人平均分配，其中富户有地五亩，可分走一半，省下的五户每人只有半两银子，连买粮自给都不够，进而农户外逃两户，到了明年，剩下的农户三户就需要和那一户富户到缴税时，仅仅四户就得提供一两税收。
但注意，此时无论是富户和农户都是没有逃走的两户农户的土地使用权的，这样一来压在农户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到富户需要一户承担一两税收时，就连富户也承受不住逃难去了，整个县的农地就完全荒废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演示，真实情况肯定复杂的多，除了这些外，各地的实际情况也是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亩地能产粮多少，张居正显然不可能亲自来到各地勘察，他只负责根据报告，给全国的统一产量计数，如此一来，岭南、琼州这样的三熟区，江浙的二熟区和北方的一熟区必然会面对不同的情况。
比如大家都是一亩地，一次产十斤粮，一年收税十分之一，可北方一年只熟一次专业杠杆资本分配，南方一年却能成熟三次，如此一来，北方变得越来越贫困，如三秦之地在明末年年灾荒，一条鞭法根本实行不开，到最后就连江浙这样产粮富硕的大省，也对一条鞭法无比憎恨，一条鞭法就像是一把软刀子，划一下两下，不痛，可一直划，等破皮以后，痛苦才真正到来，彻底让底层百姓对明王朝失去了信心，这也是清王朝入关之后鲜有人抵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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